《给阿嬷的情书》刷屏社交网络中国十大配资app，票房破五亿元，影片在豆瓣开分后，直接从9分涨到9.1分，成为近十年第三部评分破9分的华语剧情片。这部小成本的电影根植于潮汕文化，并从地区文化出发触达了更普遍的人类情感。我们邀请两位来自潮汕的青年作家黄守昙、陈润庭与来自重庆的青年作家周宏翔一起探讨这部电影如何“以情动人”，也期望从不同的视角看电影的“破圈”之法。
就像文学呈现的人的应然，
人物往往是因为有韧性才动人
黄守昙：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直接超过9分，可以说是近期最热门的电影了。它是一部低成本的电影，演员也多是素人，语言用的也是潮汕方言（也有普通话版本），原本看起来像是不太可能出圈的电影，然而它却破圈了。你们看《给阿嬷的情书》最触动的一场戏是哪一场？
周宏翔：第一个让我感触比较深的，是男主角木生到了暹罗之后，他们所在的那个环境里面都是靠一些同乡的互助，这对我来说是很动人的。电影的宣传语也是“做人有情有义”嘛。我感觉它是找回了在当下流逝的一些东西。
当南枝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教导他人的老师的时候，听到琅琅书声，也让我很动容。她以前是一个不识字的人，而现在在育人传承。
而最催泪的可以说是电影里的女性情谊。通过书信连接，跨越时代的两个女人，她们真正见面的那一刻，南枝已经不记事了，却在某一个瞬间问淑柔，自己多年前腌制寄送的咸肉好不好吃？这个地方让我很感动。我是一个很容易被那种久别重逢，或者说多年之后相见的情感打动的人，而她们又很特殊，她们是没见过面的多年情谊。这个点在我这里很奏效。
陈润庭：这部电影我二刷过了。两次观看，我感动的第一个点是南枝去批信局发讣告，但最终没有发。她收回讣告，写了一封平安批送出去。这当然像宏翔刚刚说的，是两个女性之间的情谊。我认为，这个情谊最初的萌芽是因为一种不忍。南枝一想到这封讣告发出去，对岸就有一个女人以及几个小孩，要为此伤心。为了不让他们伤心，让他们的生活得以继续，她决定隐瞒。这是很动人的情感。“不忍”是情义的核心。人去世了，发讣告是走程序，按规矩办事，但是南枝没有这么做。也因为她不走程序，这么一段跨国情谊才得以存在。
第二个感动的点，主要集中在叶淑柔身上。她好几次收到信，或是陷入回忆时的那种状态，我很难说那是一种神情，还是一种感觉。比如说，她收到那张所谓的全家福时，反应只有一句，“早说，让我等那么久。”发现丈夫已经去世时，她跨过老厝的门，留下一个背影，说了句，“没想到你走在我前面。”我看到的时候，心里就特别感动，也特别难受。我觉得自己会有这种感受，可能跟我对潮汕老一辈的观察和体悟有关。我的爷爷奶奶大概就是这一辈人，他们讲话真的就是这样子。哪怕碰到再大的事情，回应也总是淡淡的。但这种淡淡的背后，却能让你感受到他们心里那份沉甸甸的东西。只是他们从不用“爆炸性”的话语去表达，永远都是这样淡淡的。
我突然想起，在班宇的小说《盘锦豹子》里，写到女性生产疼痛时，孕妇连名带姓地叫自己老公的名字，说“快他妈把孙旭庭给我叫回来，我要杀了他。”我当时看到那里的时候，有点困惑，为什么要杀了她老公？后来懂了，她太痛了，所以要“杀”了他。这种表达强烈而奔放，这和我的童年经验有差异。我看到潮汕的男男女女情感表达相对内敛。尤其老一辈，哪怕到了人生关键时刻，也是如此。但这种性格或情感如何搬到小说或银幕上，怎么去表现？在此之前我多少有些困惑。毕竟太淡的言语写出来，很容易缺乏戏剧张力。但我看到这部电影确实把潮汕老一辈人日常的“轻”与“重”表达得很到位。
黄守昙：咸猪肉那一问，导演的处理确实不落俗，不是形而上的，而是形而下的，但我总觉得潮汕人或者说那代人的表达方式是形而下的，它是很实际的，包括得知原来一切是误会，这么多年来是南枝与自己通信时，淑柔说的是，她要去看看那个橄榄菜煮好了没有，要带去泰国，她的反应不是愣在那里，或者流连于伤感情绪，她是“很快我就要行动起来”“我不要再等下去了”，甚至是“我要劳动”。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形而下的体现。导演把这些容易情绪浓重的地方处理得比较清淡一点，或者说他不去正面地煽拨情感，我觉得这种克制是很好的。
陈润庭：我和守昙都是潮汕人，看这部片子多少会感到熟悉。我反而好奇宏翔看这部片子的感受。你觉得它呈现的潮汕是什么样的？
周宏翔：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太把它当作一个“地方电影”来看。对于我来讲，不会特别地去强调它的地方性，我更在意的是电影当中人物的真切情谊和跟观众的共情是否有达到同频。一部电影能够获得成功，很多时候都是超脱了创作者原本设定的束缚的。我当然不是否认它的地方特性，恰恰因为电影聚焦在潮汕，使得这个故事是它独属的。
我认识的潮汕人都很乐观，而这种乐观主义在电影里让我很欣喜。你看阿嬷的孙子晓伟一上来就是欠钱，欠了几百万，他就想方设法地去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苦哈哈的；淑柔一个人带孩子，她全程也都是乐观的、满怀信念的，直到她收到那张假的全家福的时候，她也没有表现出一种大悲，只是脸沉了下来，她很快去迎接了新的生活。包括南枝的客栈被烧掉之后，她也立刻投入新生活，去摆摊卖无米粿。这个电影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导向，它不是去喊口号，而是用人在逆境中的一个状态去表达的。我想，这种强烈的信念感源自潮汕人的性格，但它同时超脱了地域性。
黄守昙：这其实就像文学呈现的人的应然，人物往往是因为有韧性才动人。包括影片最后那个镜头，木生笑着拉人力车迎接阳光。他们是辛苦的，但是他们是不察辛苦的，不抱怨辛苦的。那个时代的人，他们肩负的家庭责任以及劳动的惯性，使得普遍欲望就是要挣钱养家、衣锦还乡，所以他们对于奋斗之必要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具有很强的意志和韧性，就算木生摔下楼梯，也要迅速站起来回到车把子旁边。
陈润庭：那些侨批背后，真的承载了很质朴又很美好的情感。当番客把所有的苦难向写批先生诉说，口头的苦难最后化成信纸几行字时，苦难真的被凝练了。这跟我以前看侨批时的感受相似。读研时，我有过契机到汕头市侨批文物馆调研，读过许多侨批原文，发现当时的人确实是这么写信的，语调半文半白，夹杂方言词汇，但情感真挚。我常常在想象，他们日常就如宏翔所说的，是幽默、鲜活且乐观的，只是落到笔头，写信抒情时，文字又有了郑重诚挚、质朴入心的质地。其中当然有写批先生的转译，但我也相信，这个转译是基于写批先生对番客的判断和理解最后形成的结果，情感是准确的。
黄守昙：那时人们大多不识字的，没有受过教育，他们讲出来的话一般很土直，批信先生往往就得翻译一遍。里面正好体现了方言到文言，或者说口语到书面语的一个转化过程，也是私人话语转向公共话语的问题。包括他们生存的客栈，他们之间的互帮互助，其实也具有这种公共性的，而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更强调个体性。
周宏翔：这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当我们在强调个性、强调自我的时候，那些集体性的东西又如何被兼容？不光这个电影，我当时看《水饺皇后》，当女主融入香港的空间里，也是处在一个很逼仄的屋子里面，人与人的距离非常近，所有的一切都是暴露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人跟人之间反而变成一种亲近，变成一种在异乡的团结。
黄守昙：这个东西它是两面的，因为互帮互助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我帮了你，将来我可能出事，你可能也会帮我”。虽说不是一定，但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他们所在的舆论（声名）空间为这样的公共道德提供了土壤，所以电影才会多次呈现那些乡里之间牌桌上的闲话，就是舆论场嘛，他们其实会在意社群（乡亲、宗族）对他们的评价，因此公共道德和仁义互助很大可能是共生的。
陈润庭：现代性承诺个体的解放和自由。但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天生就有一种欲望，想要跟别人产生联结。我和守昙都出生在潮汕、生长在潮汕，我们有些经验相似。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成长，似乎就意味着要走出这些看似天然的共同体。因为我们生活在潮汕的时候，日常地感受到一种群体性的制约。它可能是道德、舆论、父母灌输的观念等等。
所以对我而言，成长和觉醒似乎就意味着走向个体，走向个体意识的觉醒。但当我一人在外时，我又时常感到孤独。我和别人达到的亲密状态对我来说不够劲儿。这种亲密状态是我小时候和亲人、朋友，甚至是街坊邻居之间达到的那种亲密，它构成了一个基准。走向个体之后的我，要重新达到这种亲密，需要花费的力气特别多，而且往往结果也不太美好。
所以对这个问题，我始终有些困惑。以这部电影为例，它是以历史为背景的。今天的观众看到这样的历史想象时，我们会被感动，说明我们内心确实还有对亲密的渴望。但扪心自问，如果让我们变成电影的主角，我又会很悲观地认为，大家不愿意像南枝和木生那样去付出。我们也许没有那么强的信念去支撑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一方面是怀念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情谊，但真的落到我们头上，我们可能又会觉得它沉重得难以承担。
另外，在汉学家孔飞力的移民研究里，他认为中国移民是有浪潮的。当人离开故土，抵达异乡，重新变得弱小时，想要抱团的需要，就会被激发出来，出现什么潮汕帮、湖南帮等。潮汕人下南洋就是如此。海外华人重视华人礼仪、宗教、语言，也是因为如果这些标识都失去了，华人凝聚力也就随之下降，身份也面临解体。所以我也会觉得，共同体的凝聚，很多时候是一种危机的产物，这是一种很现实的、很迫切的需求。当然，当它长期延续之后，也会变成族群的惯性，或者某个地方强烈的自我认同。
花两个小时沉浸式感受电影，
可能成为漫长一生中的一个精神注脚
周宏翔：其实我还有一个观察或疑问，这个电影口碑发酵已经非常厉害了，但它的票房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井喷。我在想是不是现在的人已经不太关注电影了？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电影好像已经不再是他们必需的一种娱乐方式了。
黄守昙：我觉得可能也不只是年轻人吧。短视频对电影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更多人还是享受一种个人生活吧。自己在家里就能获取很多信息和资源了，好像也不需要通过电影获得情感体验。
周宏翔：现在大家会根据更强大的反馈机制或者反馈系统去决定我要不要消费这件事情。
黄守昙：对。不仅仅是电影，生活里的吃喝玩乐不都是这样吗？得有足够多的人“种草”，才会让人愿意花时间、金钱、精力去“拔草”。另一点可能是出于社交需求，我如果不看，可能就跟不上讨论之类的。
陈润庭：我觉得今天很多文学消费也是这样的。读者购买某本书，是因为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本书的“切片”。比如说书中摘抄的金句，作者参加活动的言论等等。在这样的消费之中，读完整的书，看完整的电影，都是最后的行为。前面都是碎片的，是碎片在支撑某种整体性。随着AI时代的到来，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AI剧作，没有真人演员，自己就是导演，每个人都可以制作自己的剧。那么，在这种形势之下，不仅电影成为古典艺术，就连真人剧都可能成为古典艺术。那么走入影院看电影，是不是也开始像看歌剧一样“高雅”了起来呢？现在好像得有很多契机和力量叠加，才能促使我们的肉身最终走入电影院观影。简单来说，去电影院观影这件事情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也变得有点“重”了。简而言之，我们的生活在变“轻”，在变“短”，也在变得越来越碎片化。
黄守昙：我刷到《给阿嬷的情书》的导演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们还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性和对真情的感受力。”
周宏翔：这里呈现的其实还有时间成本的问题。时间在变贵。同样的时间我到底用它来做什么，变成现代人重视和考虑的一个问题。读书也是这么一回事，我要去读一本书，可能要花费三四个小时，甚至半天或更久的时间，那我要不要花这个时间去读这本书？我必须先通过强大的反馈系统，看它是否值得花这个时间。
随着生活节奏变快，总让人产生一种好像一个小时能做很多事情的错觉，像什么三分钟看完一部电影，但实际上它的后续效应是在变弱的。但是，我花两个小时沉浸式感受电影，它的影响可能是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的，甚至可能成为漫长的一生中的一个精神注脚。
陈润庭：我赞同宏翔的说法。花两个小时看电影，和花相同时间去刷短视频之间，有一种我们对于时间利用的心态变化——究竟是放长线钓大鱼，还是放短线不断地钓小鱼？我觉得大家确实倾向于放短线不断地钓小鱼，哪怕钓到最后都腻了，因为每尾都是小鱼，没有惊喜，但心理惯性让我们喜欢不断地抛下钓竿，追求即时但速朽的反馈。这是一种上瘾。对于“积攒很长的时间，最后得到深刻且长效的反馈”，我们是拒绝的。我们害怕最终的反馈抵不过花费的时间。
这种心理惯性影响巨大，不只影响观众观影，更影响到艺术创作者的创作思路。刚刚守昙提到导演说的“要对观众花两分钟去听人家读信有信心”，但我在这部电影里，看到的是，导演一方面试图讲一个很完整的故事，一个时间跨度很长、情绪浓度很高、也需要深度理解的故事，但他显然也考虑到了观众的接受度。所以他请了很多潮汕籍的网红，这些演员在片中不断插科打诨，增加幽默的桥段。这难道不是一种即时快乐吗？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完这个沉重的故事，必须每隔四五分钟就抛出一个轻松的幽默。
在电影宣传上，这些幽默的梗被剪成切片，放到社交媒体传播，也产生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如果从一个更严肃的艺术完整性的角度来看，这些部分对于电影的完整性及艺术高度，有可能是一种损害。但是当下的市场好像就决定了，哪怕想讲一个深情的故事，也要让观众在入戏的同时，不断地提供一个休憩的驿站，不断出戏。时不时出戏，是因为要继续入戏。这说起来有些荒诞，但确实是现实。
黄守昙：我反而觉得成熟的喜剧，会让观众先笑，先放松，等后面比较深刻的情感出来时，就不会太拘谨提防。我觉得这是电影处理得好的地方。制作团队面对市场，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导演说“真心换真心”，但真心确实也不是见人就能随便掏得出来的，他花了很多心思去打开观众的真心。
周宏翔：现在看来，能让大众喜欢的点，可能还是在于他没有刻意地去放大某些东西。比如原生家庭、女性情谊这些热门话题，导演都用了一种比较轻巧的方式去处理，使得这个电影显得非常克制。说到底，他其实并没有跳脱出一个常规的视角，但就是处理得比较聪明。
有且仅有一种讲法，
是这个故事能成为好故事的重要条件
黄守昙：有一些观众在网上质疑说为什么南枝要奉献那么长的时间，你们怎么看？
周宏翔：除了寄讣告的时候，周围那些对家乡的人的思念打动到她，但我觉得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南枝其实是不希望自己所谓的这个精神支柱，她生活延续的某种方式断裂掉的。其实一个人已经写了这么久的信，她早就把与淑柔的联结当成她生活的某一部分。照料对她自身来说也是一种成长和锻炼，所以我会认为，南枝写信已经不单单是一种付出，它其实也是一种促使她往前走的力量。
陈润庭：此外，郑木生对于南枝的成长有很重大的意义。首先，木生请狄功在旅馆开设识字班，这是南枝读书识字的起点，也是南枝人生转折的契机。她从一个文盲、收租的“厝主走仔”，变成了可以读书识字、最后以此为业的中文老师。其次，在那场火灾中，木生救了南枝的父亲，他是南枝的救父恩人。
所以，南枝在自己力所能及之内，持续施予的行为是合理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施予更是快乐的。哪怕淑柔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南枝做的，但是从南枝的心理角度来看，我觉得她是可以完成闭环的。
黄守昙：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南枝跟她父亲的关系是好的。所以她才会有足够的情感支撑去帮助淑柔。因为如果原生家庭父女关系就不好，我估计南枝也不会愿意，更没有精力付出这么多。还有就是女性经济能够自主的时候，她是有选择权的。南枝可以选择不结婚养活两家人。
周宏翔：我同意，有爱的人会选择一种更有爱的方式。
黄守昙：我还有个问题，因为网上有很多人问假如木生不死会怎么样？或者另外一个“如果”，就是假如那个讣告发出去了会怎么样？也有很多网友分享很多真实故事其实是“木生新娶了别的老婆”，我想问问看两位的想法。
周宏翔：“如果木生不死”对这部电影来说是很难成立的。或者说它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了。在我看来，《给阿嬷的情书》核心动人的部分正是因为木生的缺失，这个情感才成立。如果他在场的话，不管这个木生最后是变好了，变坏了，有钱了还是更穷了，故事的走向都会使得这个动人的部分减弱，这其实也是一个“替身文学”，南枝就变成另外一种“替身”了。
所以，当这个命题限定为“木生不死”的时候，所有的故事都讲不出来了，至少我没有想到一个特别好的方式。不知道润庭怎么看？
陈润庭：我认同宏翔说的。这部电影上映之后，我妈妈的一个闺密去看了。看完之后，她写了一个很长的朋友圈，说他们家有类似的故事。她的爷爷和奶奶，当时在马来西亚槟城结婚，生了三个小孩之后，她奶奶就把三个小孩带回了潮汕，后面这对夫妻这辈子就没有见过面。中间她奶奶写过信给爷爷，说你在外面也很辛苦，也没人照顾你，孤身一人，要不你再另娶一房，反正我也能理解你。但是她爷爷的回信就是不同意，并且把她奶奶骂了一顿。我觉得这也可以算是真实版本的注脚吧。这个注脚提醒我，我们对爱情的观念和要求，也是有历史性的。以前的人不见得像我们今天的人这样看待爱情，甚至爱情本身也是一种现代的产物。
最后这位番客孤身一人，在槟城去世了。临去世之前，他知道不久于人世，在信封上写了故乡的地址。后来，邻居按照信封的地址，把讣告发到他们家里来。真实的故事到这里，其实就已经结束了。谈回电影，如果南枝把讣告发出去，那么，即便淑柔和南枝再有联络，素未谋面的两人，能够谈论的就是木生。如果木生生前的事情谈论完了，她们谈论什么呢？所以，木生的死，以及他的死被隐瞒，是一个很必要的情节。
黄守昙：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假设的提问，就发现这个故事要讲好中国十大配资app，有且仅有一种讲法，也是现在这个故事能成为好故事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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